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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国内面临CPI负增长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困境，同时中美贸易战导致约32000亿美元的消费制成品出口受阻，全球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这使得中国在积极拓展其他国际出口市场的同时，更重要的宏观调控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居民消费，以平衡生产过剩，形成内需扩张与现有供给之间的良性经济循环。

　　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迫切性

　　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了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并与国际上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进行了比较。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总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9.41%，而样本国家平均为60.92%。按照这一差值计算，在139万亿元的GDP总量中，中国居民消费额减少了约29.90万亿元。

　　从宏观结构来看：一是中国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9.47%，样本国家平均为43.07%，中国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因此减少了18.91万亿元；二是样本国家政府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为17.85%，而中国仅为8.03%，按照差值计算，中国政府转移支付减少了18.91万亿元。

　　2024年人口及消费的三结构显示：农村常住、城镇常住流动和城镇户籍居民数量分别为46478万人、26048万人和68302万人，其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2600元、31601元和37574元。具体而言，占总人口48.50%的农村居民消费了5.86万亿元，占总人口18.50%的农村在城镇务工居住人口消费了8.23万亿元，而占总人口33.00%的城镇户籍居民消费了25.66万亿元。

　　上述数据表明，宏观层面上居民消费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过低；二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从人口结构来看：一是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户籍居民的三分之一；二是政府对农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的转移支付远低于城镇户籍居民；三是尽管农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的收入消费倾向较高，但其消费支付能力较弱。

　　从供需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与样本国家的标准值之间的差距，意味着约30万亿元的消费缺口，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内同等规模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存在过剩问题。

　　二、扩大消费需求：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

　　从逻辑上讲，消费源于收入，没有收入便无从谈起消费。我们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居民收入进行了计算，并与国际上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进行了比较。在近几年的数据中，样本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最低比例为71%，而中国2024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仅为46.3%。（注1）据此差值计算，中国居民当年的收入减少了约34.33万亿元。

　　从宏观收入结构来看：一是2024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为38.3%，样本国家平均为53.0%，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因此减少了20.43万亿元；二是样本国家政府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为18.0%，而中国仅为8%，按照差值计算，中国减少了13.9万亿元。

　　从三个人口结构来看，根据2024年国家统计局城乡调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推算，农村常住、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和城镇户籍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180元（剔除了务工人口转移支付收入、闲置宅基地不居住的租金损失以及房前屋后禁止种植和养殖的实物收入）、41581元和58996元。具体而言，占总人口48.50%的农村居民收入为7.05万亿元，占总人口18.50%的农村在城镇务工居住人口收入为10.83万亿元，而占总人口33.00%的城镇户籍居民收入为40.29万亿元。

　　三、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及消化过剩的空间和信心

　　从实验室观察同口径计算的数据来看，1978-2000年间，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平均比例为49.41%，加上政府转移支付后达到52.5%。2007-2024年间，该比例分别下降至38.99%和46.17%。实际上，在前一阶段中，计划经济时期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有所调整：农村常住人口的收入来源从集体生产方式转变为家庭经营方式，乡村城郊农民在房前屋后、院里院外和承包地中的庭院种植养殖经济和家庭经营蓬勃发展，农民的二三产业个体创业和乡镇企业迅速成长，农民进城从事销售和服务活动，加上粮食收购价格上涨，增加了农民收入。城镇职工工资提高，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地摊、街巷、墙边、店铺和小加工厂等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加上外资进入，也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尽管CPI上涨，但居民收入增幅超过CPI涨幅，消费旺盛，流动性充足，轻工业发展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普通百姓的生存型创业，利用小块土地、小宅院、小场地和小店铺等房地产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相结合，发展了大量中小微劳动密集型企业，使中产阶层扩大。生存型创业者通过一带几、带十甚至带几十的方式，使劳动者获得工资收入，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品生产-劳动者分配-消费需求的螺旋式经济良性循环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进入21世纪后：（1）当年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农村、城郊和城镇的生存型创业和内源式发展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多次运动式限制和整治。普通生存型创业者和一般劳动者的收入相对收缩。（2）发展方式回归到外源式大项目、大投资和大基建，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导致收入分配更多流向资本，挤占了流向劳动者的收入。（3）农村和城郊集体建设用地的巨额出让金收入，基本上流向了地方政府。（4）高地价推动高房价，转移了居民的购买力。（5）相当多城乡居民在高房价背景下承担了高房贷，导致其收入更多用于还本付息，抑制了消费能力。（6）政府向农民、常住流动人口、城市低收入居民以及一般工薪阶层的转移支付比例提升缓慢，使得许多居民不得不将本可用于消费的支出用于教育和医疗，并且不敢放开生育。

　　四、体制改革和生活型创业使中国未来前途光明

　　然而，希望就在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二十大提出，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如果推进关键性的体制改革，在这个动荡却又充满新机遇的时代，我们将以往的生存型创业提升为并促进生活型创业，让数亿人民通过追求美好生活的创业活动，扩大中产阶层规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民众的消费支付能力，拥抱大规模消费的时代，那么中国必定能够化解贸易战的挑战，走上富裕的光明之路。

　　明天，我将为此撰写下一篇文章。

　　注1：如2022年GDP为1210207亿元其中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77879亿元，国有资本金预算收入5689亿元，社保缴费收入71280亿元，出售彩票收入4246亿元，政府广义总收入为362797亿元，占GDP的30%（均为未调整过的数据）。有关部门非金融资金流量表核算中，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为16.44%（只计算了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而来源经过调整后的政府占GDP比例进一步降低为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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